【编者按】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，营造党史学习教育浓厚氛围，中共贵州省委改革办、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近期将通过“贵州改革”微信公众号，向社会公众集中推送一批在革命战争时期、剿匪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贵州革命先烈（含贵州籍和在贵州牺牲的中共党员及席大明等5位著名的民主人士）事迹，弘扬浩然正气，感悟精神力量。今天介绍的是张露萍、舒葆初2位革命先烈事迹。

张露萍

（1921-1945）

张露萍，女，原名余薇娜、余家英，化名余慧琳、黎琳等，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（今崇州市）。张露萍是她在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时的化名。

1945年7月14日，抗战胜利前夕，中共地下党情报人员张露萍，在贵州息烽集中营从容就义。在她短暂的24年人生中，因工作需要，先后使用过六个名字:余薇娜、余家英、余硕卿、余慧琳、黎琳、张露萍。

张露萍

1939年8月的一天，两个年轻人张蔚林（军统重庆总台报务员）、冯传庆（军统重庆总台报务主任）突然走进了曾家岩周公馆（我南方局）表示参加革命，经了解他们对国民党的黑幕很失望，倾向于革命，准备投奔延安。叶剑英同志接见了他们，并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内工作，以获取更多情报，支持革命工作。10月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国民党重庆军统电讯总台，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、大量秘密特工。在国民党这样一个核心要害部门中发展共产党员，其作用和意义无疑是非常巨大的！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，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，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。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监察科，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，控制无线电器材，正好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。所以他俩的工作非常重要，更为了保证安全，他俩不能再亲自频繁地到曾家岩送情报了。必须有人代替他们送情报。这个重要的人物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呢？可关键是到哪里去找这个人呢？

正在此时黎琳出现在曾家岩周公馆，周恩来、叶剑英眼前一亮。

黎琳原名余薇娜、余家英，学名余硕卿，去往延安路上先后改名余慧琳、黎琳。1921年7月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。父亲余泽安，以教私塾为业，是一个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，母亲朝天荣是一个善良和蔼的家庭妇女。1935年至1937年在成都蜀华中学和建国中学读书时，加入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”，是抗日宣传的活跃人物。1937年经好友车崇英的父亲车耀先安排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。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结业后，在延安文联工作。1939年10月，受中组部和社会部派遣，告别了才新婚几个月的丈夫陈宝琦（即李清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交通部部长），回四川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。这个漂亮的姑娘就是叶剑英正在寻找和期待的那个人。叶剑英派黎琳担任国民党军统电讯中心地下党特支书记，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，单线联系，红宝石戒指作为联络的信物。也就是说她与其他重庆地下党组织不能有任何联系，负责和她联系的是曾希圣和雷英夫同志。改名为张露萍，身份是张蔚林的妹妹。

任务的改变在那个年代往往意味着人生走向的改变，在敌人眼皮下干情报，远比做统战工作风险更大，周旋于敌人中极易被同志误解。可张露萍选择了风险和误解。

在张露萍的领导下，除原有的张蔚林、冯传庆之外，又发展了赵力耕、杨洸、陈国柱、王席珍、安文元等5人为地下党员。这样一来，机房、报务、译码室等都有了地下党，八人小组像一把钢刀插在了敌人的心脏！

1940年，张蔚林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的真空管烧坏，被送到稽查处看守所禁闭。军统局因这一偶然事件破获了党地下组织，又先后逮捕了共产党员赵力耕、杨洸、陈国柱、王席珍。冯传庆被党组织安排去延安，途中也被捕。当时，张露萍在成都探亲。军统特务遂以张蔚林之名给张露萍发了一封电报，讹称“病重，望妹速返渝”。张露萍回到重庆即被捕。特务搜查了牛角沱“张氏兄妹”住所，发现了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、张露萍的笔记、七人小组名单、报务员陈国柱和王席珍的入党申请书等。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“军统电台案”，被称为“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”。

张露萍七人先后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、渣滓洞及贵州息烽集中营等地。在长达五年的监禁中，张露萍与她的战友们遭受了敌人极其残酷的刑讯和非人的折磨。审讯室，打手们手执皮鞭，猛抽打着张露萍的背部，裹着钢丝的鞭子，犹如刀子般将张露萍的皮肉一条条撕裂，鲜血淋漓……张露萍昏了过去。一瓢冷水泼上去后，她睁开美丽的眼睛，紧咬着嘴唇，愤怒地盯着敌人。

特务头子戴笠声嘶力竭地问道:“谁派你来的?”回答他的是更加愤怒的眼睛，更加藐视的神态。

戴笠气急了，额上的青筋直冒。打手们的鞭子雨点般落在了张露萍的身上……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。

脸色苍白的、奄奄一息的张露萍被拖回牢房。

虽然敌人严刑拷打，但张露萍始终没有招供。因此，敌人决定来软的，戴笠派手下的人去办理。

办公室里，特务满脸堆笑地给张露萍倒了一杯水，说:“张小姐，你的情况我们都调查过了。你去过延安，进过抗大，是共产党派你打入我们军统局来做破坏工作的，这都是事实，赖也赖不掉。我们念你年轻无知，误入歧途，只要你能幡然悔悟，我们可以考虑恢复你的自由。张小姐，你年轻漂亮，前程无限，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啊! ”

张露萍冷冷地说:“用不着。”

特务开始不耐烦，说:“你还是说出你的上级是谁，他派你来干什么?只要这些说清楚了，那就没你的事了，免得在这里受罪。你看如何?”

张露萍淡淡地说:“没有什么人派我来。我到重庆是来考大学的。其他的事，我一概不懂，你们不能血口喷人。”

特务阴险地笑了一声说:“我看你还是放明白点儿好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告诉你，我们军统局也不是好惹的!”

随即把脸一翻，喝道:“来人!”进来两个打手，将张露萍推进刑讯室，把她捆在电刑架上，使用电刑。但是，敌人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。

张露萍被单独关押在一间重禁闭室里。醒过来的她，想起了远方的爱人陈宝琦，他的音容笑貌，他临别时的赠言；想起了母亲紧紧地拥抱着她，不让她离去，担心见不到她的哭泣声；想起了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师车耀先，还有她亲密的姐妹们……往事一件件一幕幕，在她脑海中闪过。最难忘的还是入党时在红旗下的宣誓，一股暖流涌上她的心头:“决不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!”

1945年7月14日，义斋女管理员通知张露萍收拾东西，谎称开释到重庆，马上就走。已有过四年牢狱生活的张露萍预感到敌人可能要下手了。她镇定自若梳理好头发，换上从延安来时穿的那一套浅咖啡色薄绒连衣裙，从自己小皮箱里取出红宝石戒指戴上，说:“我知道要去什么地方，死是注定的了，但我并不害怕。”

张露萍将打火机、口红等物送给狱友留作纪念。她向狱友提出一个要求:“再给我化一次妆吧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”狱友接过口红，可手却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。张露萍安慰狱友:“不要难过。”

就要与战友们、亲人们永别了。张露萍深深地思念着爱人陈宝琦。她取出钢笔，打开笔记本在封底页上写下一行字:“再见了，宝琦。你要保重!琳——1945.7.14”然后嘱托狱友:“若能出去，请设法找到陈宝琦，把这个笔记本交给他。”这时，小狱友“小萝卜头”大哭起来:“我不要你走，253号妈妈!”张露萍忙哄他:“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小萝卜头，听妈妈的话。”

荷枪实弹的特务把张露萍与张蔚林、冯传庆、赵力耕、杨洸、陈国柱、王席珍七人押上两辆军用大卡车。囚车沿着黔渝公路行驶着，在军统息烽集中营被服仓库不远的快活岭时，突然停了下来。行动组长首先跳下车，拉开车厢后的门喊道:“下来，下来，休息一会儿再走，我们要加油、装货。”接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刽子手也下来了。

张露萍等走上仓库前的台阶时，尾随在后的敌人扣动了枪机，罪恶的子弹射向七位共产党员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张露萍带头高呼: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!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年仅24岁的张露萍，与她的战友们壮烈牺牲。

张露萍的引路人车耀先老师和罗世文目睹了七位战友牺牲场面。

张露萍七烈土是被秘密杀害的。因为他们从事的是极其特殊而又极端危险的秘密情报工作，均为单线联系所以并不为人所知。直至1983年，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，中共四川省委派出复查组，踏遍千山万水，使存疑三十多年的“军统电台案”真相大白。复查组终于查清女学生余家英、民先队员余硕卿、赴延安途中的余慧琳、抗大女学员黎琳和党的地下工作者张露萍，原是同一个人；查清了他们像把尖刀插入敌特要害部门英勇奋战的情况；查清了他们在息烽集中营坚贞不屈的情况。加以当年主持南方局军事组的叶剑英也提供了证明材料。案情终于水落石出了。党将这七位蒙受误解的英雄儿女，紧紧地拥抱在自己怀里，追认他们为国家级革命英烈。

舒葆初

（1906-1932）

舒葆初，1906年5月生，贵州省瓮安县人。

1913年在当地读私塾。1921年毕业于瓮安简易师范。1925年秋，舒葆初怀着追寻人生真谛的愿望离家出走，投笔从戎，进入黔军李晓炎部，不久就考入了湖北宜都军官讲习所学习。在此期间，他曾去巴东、宜昌、宜都等地做随军宣传，后又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队汉阳支队任宣传员，1927年因思想激进、左倾而被清洗重新回到李部。

舒葆初

1928年初，舒葆初到南京考入国民党陆军经济法规研究所，半年后因成绩突出，被派到杭州警官学校任总务科长。1930年又调任武汉军政部第二被服厂会计。1931年再次回到南京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军官补习班，在此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、同乡冷少农相遇，往来密切。冷少农经常向他讲述中国革命的道理，剖析社会黑暗的原因，使他逐步认识到了人生追求的价值所在。经过不断的交流、考察，冷少农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舒葆初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踏上了革命的道路。1931年秋舒葆初毕业后，党组织根据他在黔军中的人际关系，派他回到85师（由李晓炎部改编）工作，并由党组织介绍到武汉长江局，又由长江局指派任鄂南支部书记。

1932年初，舒葆初被任命为八十五师教导大队一中队上尉区队长。八十五师由国民党新编第十师改编，此时从江西开赴崇阳，准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“清剿”。八十五师大多数骨干是贵州人，设三个教导大队，学员都是从士兵和班长中选拔出来的。舒葆初到一中队后，由于他待人谦和，工作认真踏实，理论功底扎实，深得官兵的信赖，加上许多人与他有同乡关系，给他开展党的工作带来了方便。他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，积极开展地下活动，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，秘密发展党的组织，先后培养介绍了李光庭、周廷贤、黄克勤、莫德维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建立党支部，舒葆初任支部书记。

经过上级组织同意，决定以党内同志为核心，在八十五师士兵中开展思想教育活动，为策反打下基础，作好准备。经过舒葆初等人的不懈努力，很快团结了一大批士兵。在党支部的周密组织下，拟定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、教导大队为中坚，视时机击毙师长谢彬，领导八十五师官兵起义，投奔红十六军，开展武装斗争，进行抗日的行动计划。

当时，八十五师内部设有特务组织，密探四布。贵州松桃人郭绍藩原系该部教导队特务长，他由同乡曾元三介绍与莫德维认识，受师长谢彬暗谕，伪装思想进步，取得信任，打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，获取了党组织的行动计划。3月28日夜，一场大搜捕开始了，除李光庭因外出执行任务幸免、喻雷和王毅得到消息及时逃出外，舒葆初及其他同志均遭逮捕。

舒葆初等被捕后，敌人为彻底捣毁我地下党组织，连夜审讯，采取各种残酷手段，软硬兼施，妄图逼舒葆初等人招供。舒葆初在敌人面前，酷刑拷打不屈，高官厚禄不动，大义凛然，视死如归。当师长谢彬亲自审讯舒葆初时，他抓住机会，与他开展激烈的舌战，大力宣扬我党政策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、屠杀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血腥罪行。谢彬理屈词穷，狼狈不堪，竟下令残忍地将舒葆初的舌头割掉，并于当晚深夜将舒葆初等9名共产党人押赴崇阳城外小河旁，惨无人道地用刺刀将他们逐一捅死，制造了震惊湖北的“崇阳惨案”。